尽管这个《条例》及配套办法，为转基因大豆的进口设置了一些壁垒。但国外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从未停止过步伐。
2001年12月11日，中国正式成为WTO的第143个成员国。为此，中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作出诸多让步。大豆作为第一种直面国际市场的农作物，进口配额制度被废止，关税确定在3%。至此，大豆进口速度激增，到2004年，一举突破了2000万吨大关。转基因大豆与非转基因大豆开始“分庭抗礼”。
在这种情形下，许多大豆专家呼吁“让开大路，发展两厢”，即油料市场让给国外的转基因大豆，国产大豆则主打非转基因牌。
然而这一思路，立即遭到另外一些大豆专家的反对。他们认为，大豆的产业链很长，不仅仅关涉到豆油和豆制品，大豆压榨后的豆粕还关涉到下游的畜牧业、饲料工业等。中国一旦丧失了在压榨行业的自主权，将直接导致每一个人的钱袋子受损。因此，必须加大对国产大豆的扶植力度，以免受制于人。
有关资料表明，85%的豆粕被用于家禽和猪的饲养。这意味着，大豆的价格，直接关系到肉蛋奶禽的价格。
为此，2002年，农业部启动了“大豆振兴计划”，在向农民提供新技术推广和指导的同时，还向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四盟(市)1000万亩高油高产大豆提供每亩10元的种子补贴。
“中国总共有900万公顷(13500万亩)土地种植大豆，1000万亩、10块钱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”中国农业科学院大豆专家常汝镇情绪激动地说。
这种状况直至去年才有所改善。去年9月22日，国务院颁发的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》中，将种子补贴的规模由目前的1000万亩扩大到 4000万亩。
常汝镇在40多年的大豆产业研究和实践中，发现许多官员并不重视大豆产业。“中央有确保粮食生产的号召，这些官员就大力发展粮食，忽略大豆。因为大豆并不计入粮食产量。”
“全球每年的大豆商品量总计不过7000万吨，而中国实际能采购到的大豆不超过4000万吨。”常汝镇说，“即使国外不限制大豆出口，过几年，那点大豆也不够用的呀！”
一个豆农的家庭式生产
乍看起来，中国是一个不错的大豆卖方市场。然而这一切，豆农杨传学却并没有感觉到。这个看起来供不应求的市场，也未给他带来了多少好处。
“大豆价格忽高忽低，可农资却是只涨不落啊！”杨传学埋怨道。
据了解，去年末到今年初，大豆价格虽然高了，但土地租金和农用物资的价格也水涨船高。当地农药化肥的涨幅均在60%以上，有些甚至翻了一番，从而使“每亩地的直接成本增加了50多元”。
杨传学的日子还能过得去，因为他是农场职工。承包土地，赶上年景不好，或者市场不景气，农场会有适当的照顾。即使不承包土地，他在农场工作，工资也还能过得去。
然而，同样是承包土地，同样是种植大豆，同样是靠天吃饭，距杨传学西南100公里以外的豆农丁万成，日子过得就没那么自在从容了。这位黑龙江克山县北联镇新兴村的村民，在大豆收获几天后，就找了一个自认为合适的价格，把手头的大豆全卖掉了。
事实上，他也没有第二种选择：家庭开支，银行贷款，都迫使他及早将大豆脱手，兑换成现金，以应付生计。
丁万成一家3口人，共有14.7亩土地，主要种植大豆。2005年，他承包了外出打工村民的两垧土地，价格为每亩190元，用自己的15马力拖拉机耕作。那是他第一次承包土地。一年下来，每亩地的收益约为50元,总收益仅为2000元左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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